看电视剧《老农民》

理理

记得十多年前看过一部剧，叫《老农民》，当时我爸我妈、爷爷奶奶都喜欢看。不过我当时还是小学生没看太懂。依稀记得剧里的人物，牛大胆、杨灯儿、马仁礼。
还有一些片段的情节，印象最深的是，村里一个不学无术的人，在村子里作了一首诗、大家拍手叫好——小时候我还以为这是在鼓励每个人都可以发挥才能、自己作诗的。
最近回头来看这部剧，我想这部剧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剧，是一部体现特殊年代政治、还有人性的剧，还是挺有深度的，能播出来我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。
有空时在此贴聊一聊《老农民》

理理

第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，剧中对人民公社失败逻辑的体现。
领导王万春，鼓励开公共大食堂。王万春说，农民们一个个每天还得自己回家做饭，怪辛苦的，直接让大家去公共食堂吃饭、不要钱，妇女还能下地挣工分，把多出来的精力全心全意投入到农业建设上。
听起来很美好，可当大家听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，每个人都放开肚子使劲吃，生怕自己吃少了吃亏；等到干活时又消极怠工：干多干少都一样，都是吃公共食堂，那我为什么要干活？最后麦香村陷入了粮食危机。
……
同样可以联想到苏联时期，有一句流行的话：“他们假装发工资，我们假装干活。”房租、水电、食物，便宜到可以忽略不计。干多干少所获得的成果都一样，大家都不想上班、出现工人在工厂看报纸的荒诞现象。苏联甚至出台了“反寄生虫法”，派警察上街抓游手好闲的人去工作。
人人都想占公家便宜，人人又不想干活多出力，不干活那就无法产出产品了。麦香村面临了大饥荒，苏联在此推动下慢慢解体了。在政治理想与实际人性的冲突上，具有深刻的思考意义
……
另外由此也可以联想，为什么最近一直在讲警惕躺平？这点我感觉和过去有类似之处。年轻人感觉，学历、努力工作，对人生改变甚微，努不努力都一样，没有积极的动力了。大家都躺平，社会就没法发展了。
五十年前，保留自留地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措施，让农民有积极性：多干活真得能多有收获；二十年前，爸妈都相信，拿一张好的文凭，真的能改变人生，发奋学习。而如今形势更不同了，最后面临的问题，总是具有相似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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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点是关于“大跃进”赶英超美和大饥荒的一段情节。1958年中国有6亿多人口，约世界人口1/5。我们人口这么多，只要团结一致、赶英超美不是梦。
王万春找牛大胆商量，今年亩产500斤、我们报800斤，只要努努力就能做到，要有信心嘛！结果开大会的时候，别的干部报出的数字一个比一个吓人，亩产1000斤、2000斤、5000斤，到王万春的时候，王万春居然称麦香村亩产10000斤！
荒诞的故事背后，其实也有一套逻辑。领导不懂得种地，看哪个干部带领的村产量高、哪个干部就更有能力。要是报得低，那就是工作不积极、个人工作能力不强；报得越高，说明个人工作能力强、以后更有升职机会。
最后麦香村村民，协助王万春造假，营造一亩地10000斤的假象。可最后承担责任的也是麦香村村民：既然麦香村都亩产10000斤，那就按10000斤的标准去交公粮。
最后王万春赢得了好脸色，但承担后果的是麦香村，迎来了大饥荒。牛大胆更是付出了代价，因为支持王万春弄虚作假，自己的亲娘也被活活饿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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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点是马仁礼因为“除四害”被批斗的事情。起因是上级领导派发指示，要清除“四害”之一的麻雀。当时的逻辑，每个麻雀每年要吃几公斤粮食，全中国有那么多麻雀，每年造成的损失数以万计。因此麻雀被归为了“四害”之一。
当领导来到麦香村时，曾经地主后代的马仁礼站出来阻拦，作为四十年代的大学生科普，麻雀是益鸟、会吃害虫，好处多着呢。
可干部不满意了，上级领导说麻雀是“四害”，你马仁礼是不是故意和领导唱反调？如果我们村不打麻雀，就会显得工作不积极、以后怎么争优评先、干部怎么升职啊？
再加上马仁礼是旧地主的儿子，你是不是居心叵测、扰乱民心？于是马仁礼挨众人批斗了。最后是常将军找到并保护了马仁礼，后果也是，因为麻雀被消灭了、害虫泛滥，麦香村陷入了饥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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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点有个感触很深的，《老农民》里，王万春、张德富暗中默许韩美丽批斗麦香村公民、割资本主义尾巴。可当韩美丽逼死了“ 老干棒”后，王万春却十分害怕，张德富在文革结束后立马与韩美丽撇清了关系。看似十分矛盾，背后有一套人性与政治上的逻辑。
王万春提拔韩美丽，目的是为了响应政策的号召，所以要批斗麦香村公民，越激进、越揪出“黑五类”，政治成绩越高、越容易被提拔升官。
可当韩美丽逼死了“老干棒”，形势立马变了；并不是王万春、张德富突发好心、内心悔恨，而是“老干棒”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自杀了，这份责任归因于何人？会影响自身的仕途和发展。所以文革结束后，张德富立马与韩美丽撇开关系，最后受惩罚的只有韩美丽。
……
这点同样可以联想到现在的学校，我上学时学校不让学生出校门、不让带小零食、必须要理特定发型，不遵守轻则批评通报、重则停课回家。当时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学生、要闹跳楼自杀，校领导态度立马180度转变，变得好声好气、也不查这个同学的小零食了，也不批评他了。
……
其中有相似的逻辑。在一个组织里，基层干部一方面需要控制组织里的群众，来显得自己政绩好，青年大学习出勤率、上课抬头率、出现了各种指标。
但另一方面又害怕群众闹出极端，在学校假如有人自杀了，学校以后还怎么招生？领导还怎么升职加薪？这份责任归谁？怎样面对社会舆论？
不是领导层突发好心，而是既想要好看的政绩、又害怕承担责任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领导最喜欢的自然是不敢反抗和异议、对领导说一不二的人了。
不过再想想，一个人为了活成一个人，要以不当人的态度和决心让领导害怕，也挺荒诞和可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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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epseek说得感觉挺不错：
在组织中，高层领导往往不直接出面做“脏活”，他们需要韩美丽这种“激进的执行者”。
对于领导（王万春们）来说：韩美丽是他们的政治杠杆。韩美丽闹得越凶，说明他们的管辖区“觉悟高、抓得紧”，这是他们的政绩。
对于执行者（韩美丽们）来说：激进是她们跨越阶层的入场券。她们通过极端的忠诚和执行力，来换取权力的赏识。
结果：这种契约是非常脆弱的。一旦执行者用力过猛，触碰了“出人命”或“引发社会群体事件”这条底线，她就从“政绩资产”变成了“政治负债”。为了止损，领导会迅速切割。这就是为什么张德富在文革后能全身而退，而韩美丽成了唯一的替罪羊——因为她是那个“扣动扳机的人”，而领导只是“指了方向”。

基层管理的“唯指标论”与“不出事底线”
你提到的学校管理（发型、零食、抬头率）是极其典型的层层加码：
好看的皮囊（政绩）：统一的发型、整齐的队列、100%的打卡率，这些是看得见的、可量化的“管理成果”。上级领导视察时，这些最容易被转化为“治校有方”的证明。
脆弱的平衡：这种管理本质上是对个性的极端压抑。管理者的逻辑是：只要不爆发，这种压抑就是有效的。
逻辑的坍塌：一旦有人“要跳楼”，性质就变了。从“管理优劣”变成了“安全事故”。在现在的考核体系里，“安全一票否决制”是所有干部的死穴。
荒诞的转变：那个平时最严厉、最不讲理的教导主任，在学生站上窗台那一刻，变得比谁都温柔。这不是因为他突然理解了学生，而是因为他的前途被扣在了那个学生手里。这种温柔，本质上是对自己仕途的“紧急救火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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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ps（我自己的个人想法）：我感觉从百年前的戊戌变法、到新中国刚成立、再到现在的公司、组织、学校，似乎都在讲着同一件事：
政治正确、领导的人性和权威、业绩数据、系统稳定，这些要大于科学与真实。
没人敢批评、质疑领导的决策和制度，而批评的人、甚至有不一样想法的人，也往往不会有好下场。
基层领导最喜欢的是两类人，第一类是韩美丽这种，能帮自己刷政绩的人，但这类人领导也十分警惕，一旦出问题立马切割；第二类是便于控制、不敢有反抗和异议的普通人，这类人是为了保障稳定。
最讨厌的是两类人，一类是马仁礼这种，指出麻雀是益鸟、与领导对着干的人。其实想想就算马仁礼说对了，那也意味着损害领导的权威，要承认过去的错误，大家会怎么想、民心该如何凝聚？公信力会下降的。
这种解决起来还算简单，揪出马仁礼地主子孙的背景，大加批斗，于是马仁礼也只好乖乖认错。
最头痛的是“老干棒”这类，会有极端行为、不好控制的人。

笠原筱阁

理理在组织中，高层领导往往不直接出面做“脏活”，

我觉得甚至他们不需要留痕，某些会面或者非直接相关口头的内容，依靠“领会精神”，就完成了上层推责（TA们没说过）、下层执行（上头的意思是好的，只是执行不行）。
《平庸之恶》说到，所谓的流程，就是给系统群体的推责手段罢了。每个人都在履行职责，某些事，根本就不能把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中高层的实体人上，反而在调查中可能受限，抓到一些小鱼小虾就完成调查，向外界盖棺定论。
似乎没有一个理性人为了所谓的“真相”压上一切，也没有什么太过质疑的精神，只要不是和他有太重大的利益挂钩，就无所谓了。
这个账号也不是什么愤世嫉俗，只是突发奇想罢了。
就算有人把接近真相的带出来，群众似乎只是“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知道了”的冷漠，甚至还会横加指责“就算真的是这样，你也不应该说出来”的打压。也不是说这个账号道德水准高，只是起码得尊重“盗案者”把。

似乎就是，只要不受控于己，似乎没啥是真的。为了真，又患得患失。